4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作“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认为，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不能把“结构性改革”与“调结构”，即主要用行政方法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解读经济下行，有需求侧因素分析和供给侧因素分析两种。”吴敬琏表示，以前占主流的是需求侧，用“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来解释，提出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分析，但应该注意“需求侧”的理论误区在于，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长期问题，采用这种对策的后果是，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不断推高、资产市场泡沫生成和金融风险积累。

  吴敬琏表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分析经济发展长期问题要从供给侧寻找原因。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的三个因素：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效率提高。供给侧所说的“资本”跟需求侧不太一样，需求方讲的是投资，供给方是资本形成。

  “这三个因素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而‘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吴敬琏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说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于GDP的贡献是47%，而英国是19%，德国是19%，日本是21%，美国是19%，甚至印度也只有30%。“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要从过去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到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

  “结构性改革这个词我们以前很少用，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吴敬琏强调，目前有将“结构性改革”与“政府调结构”混淆的现象，实际上，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一个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的改革。不能把“结构性改革”与“调结构”，即主要用行政方法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吴敬琏认为，从以上分析得出，应对经济下行的方略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集中主要力量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

  那么，如何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吴敬琏表示，要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如社保就是目前政府最大的隐性负债。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凯恩斯的短期政策也应当适当应用。”吴敬琏表示，应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采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便保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仍应当是总的方向。财政政策要适当提高力度，政策要指向提高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地降低税负。（深圳商报记者余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