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近日对“中晋系”相关联公司进行了查处，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据悉，其投资总规模逾300亿元，涉及总人数超过13万人次。

  对于非法集资割了一荏再长出一荏的无情现实，究竟该怨谁呢？责怪政府不作为，迁怒民众不争气，还是指责金融投资渠道过于狭窄？这些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也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但如果把矛头仅仅指向这些原因，依然没有抓到问题症结。

  其实，非法集资乱象由来已久，在我国是一个老问题，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早在2007年2月，国务院就批准成立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处置非法集资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各级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部门等联合公布的非法集资类型达十几种，联手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达数十万起，防范和处置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丝毫没有遏制住非法集资“春风吹又生”的态势。从现实观察，其根源在于眼下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形成各监管部门各自的监管利益格局，抵消了非法集资打击合力，为滋生非法集资提供了社会生存土壤。

  目前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好比市井中各吹各调的音乐大杂烩，缺乏统一指挥，成了自显能耐的竞技场，不可避免地形成两大致命监管缺陷：一方面，“中央军”与“地方军”心存猜忌，导致监管不协调。如在打击非法集资上，中央政府赋予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履责，但由于在利益上不一致，必然形成监管分歧；中央政府从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宏观大局出发，要求坚持打击各类非法集资活动；各级地方政府则从地方经济发展利益角度出发，对一些非法集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致不少地方政府领导，为暗地从事非法集资的公司“站台”，舆论部门还为其大肆造势。比如“中晋系”等都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在短期内能如此迅猛地扩张圈钱逾百亿元，如果说地方政府部门一点不知情，是说不过去的。尤其一些地方房地产企业非法集资已成公开秘密，但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不用心去查处。更要看到，打击非法集资领导办公室，其实成了银行监管部门唱“独角戏”的场所，地方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并不认真配合，导致信息不灵、反应滞缓，往往难以发挥监管的前瞻作用，只能充当“马后炮”，于事无补。另一方面，中央军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导致监管涣散无力。如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上，由于牵涉到多个部门，使其一直处在野蛮生长状态；尽管后来中央政府多次督促搞好互联网金融监管，2014年8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八个部门积极调研，部署了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打击非法集资；2015年7月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了互联网金融监管上法律法规空白，也意味着中国互联网金融将告别野蛮生长，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但目前现实是，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仍没形成合力，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监管规章，互联网金融监管仍处在“几不管”状态，致使各种借口投资理财，变相披着互联网“外衣”行非法集资之势的诈骗公司大行其道。更有甚者，由于保险、证券、银行分业监管之间缺乏监管协调沟通机制和有效合作机制，致使一些企业通过众筹、股权等融资方式，大肆进行非法集资和诈骗活动，而“中晋系”就是打着“非法私募”旗号，公然进行违法金融活动并轻易得逞。

  为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关键应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建立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资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有机融合，不留监管盲区；同时，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加强监督管理，形成齐抓共管治理合力，消除非法集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