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政治遗产

   邓小平说，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央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议题的一年。
　　早在十七年前，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依据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和实践，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鲜明地确定了下来。
　　如果往前回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且，“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就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
　　邓小平提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是这么亲切，这么深刻，这么有针对性，这么及时、重要、发人深思，真是大音稀声啊！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决策存在“暗箱操作”，老百姓维权十分艰难；权力与市场结合产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窝案不断发生，官员腐败和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关系商品化，社会风气不好，等等。
　　上述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特殊利益集团以各种意识形态的幌子阻碍改革，拖着中国有滑向权贵市场经济的危险。"特殊利益集团"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而且，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这种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同时，对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强化，使得国有企业更接近于公权力，一些国有企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府的公权力精英相互勾结合谋，与民争利，这就产生了特殊利益集团。结果，官僚资本就更容易形成，就更容易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最近中央揭发的周永康、徐才厚的贪腐事件就是两大典型，有非常深刻的教训值得吸取。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更为严重的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并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们期望，目前中央正在推行的政府职能转变，能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利益集团如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对创造社会财富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将社会财富占为私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社会公正。这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
　　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封建特权的残存表现。我党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切割。公权力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渗透到经济里面去，不能让公权力变成了特权。这是我们体制上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归根结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公权力和资本权力才能分割，才能斩断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才能避免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急不得的，要逐步推进，包括司法公正、党和政府“裁判员中立立场”、培育新社会组织等。
　　目前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迈出了约束公权力的一步，虽然路长且阻。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制度框架如何构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