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创新体系中，企业一直扮演着主体地位。

  著名的“四个90%”经验是一个有力佐证：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但未来，这一格局或将发生变化。据了解，深圳正在由政府牵头筹划建设10个基础研究所，改善此前缺乏大院大所的短板。

  背后的一个逻辑是，深圳已经在某些领域走到了引领阶段，未来产业升级所需的“科学知识”，极大倚赖于自身的基础研究积累。而深圳，希望通过储备势能，在未来的科技竞赛中，继续保持优势。

  布局基础研究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深圳GDP取得了8.6%的增速，高于去年同期的8.4%，而相比于全国6.7%的水平，深圳经济仍保持了较快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无疑为这一成绩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圳科创委的数据显示，1-5月，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6511.78亿元，同比增长10.7%，实现增加值2123.43亿元，同比增长12.2%。

  另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今年1-5月，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为279.2亿元，同比增长18.6%。2015年，深圳R&D占GDP的比例为4.02%，若保持上述发展势头，今年这一比例有望得到较大幅的提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创新活动的起点在企业，企业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形成对技术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向创新链的上游传递。

  在这背后，同时也反映了缺乏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短板”，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也并未获得国家科研资源的重点布局。

  一般而言，企业承担得较多是实用目的为主的应用研究，虽然产业化效果明显，但在未来的科技竞赛中，深圳的“四个90%”将可能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

  为此，深圳正在朝着改变这一局面而努力。

  在深圳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特别强调了“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基础设施，形成重大源头创新与前沿突破的强力支撑。到2020年，组织实施1000项国家、省、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指出，技术创新一般比较容易实现产业化，较多由企业直接承担；但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公共性强，见效慢，耗资巨大，一般需要由政府来介入推动。这也正是企业与政府在创新领域分工的一个表现。

  深圳市“十三五”纲要还提出，支持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承担国家科研基地建设任务；鼓励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

  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获知的消息，目前，深圳正在启动建设包括数学、神经科学、材料科学、量子科学等在内的10个基础研究中心，部分已经启动了建设，剩下的也进入到了方案制订阶段。

  谋划未来

  对于深圳的政府和企业来说，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

  据深圳本地媒体报道，7月14日晚，深圳市长许勤会见了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和沃尔夫奖得主、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所长丘成桐教授。

  许勤在会见中表示，深圳高度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将不断加大投入，大力支持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在深发展，期待与丘成桐及其团队加强合作，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撑。

  许勤表示，深圳缺乏大院大所，未来可以与科研院所合作，但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基础研究所，吸引全球的优秀团队。

  而在不久前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总裁任正非表示，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华为的“无人区”阶段，也某种程度契合了深圳当前的科技发展。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政商学界人士的一个共识是，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推进，技术代差逐渐被抹平，深圳也已跨过了“拿来主义”的追随式创新阶段，科技竞争更需要从源头上布局。

  近年来，深圳采用“官助民办”的方式，培育了一批源头创新的新型科研机构，包括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圆梦精密制造研究院等。

  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些新型科研机构爆发出了堪称惊人的能量，尤其华大基因和光启研究院，在基因研究和超材料领域，都已处于国际竞争的第一梯队。

  但此次提出的基础研究所，在与具体的战略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前沿领域研究外，深圳更注重回到更基础的层面进行谋篇布局。

  许勤解释，深圳在发展初期，应用研究足以支撑；到了中期，基础应用研究也够用了；但要着眼未来发展，必须要从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国际上，AT&T公司组建了贝尔实验室，华为也走向了基础研究，这是必然趋势。

  以数学为例，它是5G通信、大数据处理、云计算、虚拟现实，甚至交通信号灯的优化等应用的一大基础。许勤表示，“数学问题如果解决了，将是战略上的一个胜利。”

  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曾撰文指出，深圳高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自上世纪80年代起，科技政策都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持续不断地加以推动，不断地补足短板。

  陆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建这样的机构？基础研究所至少要5到10年后才可能见成绩，单是把人才引进来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这恰恰说明市委市政府的官员已经跳出了当前的产业想问题，考虑的是10年以后的事，对科技创新这件事，在做更长远的打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